《水浒传》一书妙就妙在作者既有自己的立场又给整部书以开阔的解读空间，让读者自行去体会理解，哪怕是得出相反的结论，作者也似乎“笑而不语”。比如梁山上的好汉，到底是英雄还是魔鬼，受招安到底是对还是错，诸如此类话题，至今人们争论不休。包括《水浒传》一书的书名，依然呈现这种开放解读的态势，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甚至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种最粗浅的解释，说“水浒”就是“水边的故事”，这显然太潦草了，一部大书书名是第一要务，要是这样还不如直接叫“水边故事”或者“梁山传”得了。可以肯定的说，“水浒”一名是作者在用典，也就是掉书袋。古人行文用典是常态，一旦用典，便会带有隐喻和象征的微言大义。那么“水浒”一名的微言大义到底是什么呢？历来《水浒》之学者们大致两种观点：（1）取典于《孟子》（明清两代点评者多持此论）（2）取典于《诗经》（由现代学者罗尔纲提出）取自《孟子》明清两代《水浒传》批评者如金圣叹、袁无涯、李卓吾等人，都认为“水浒”一名取自《孟子》中的典故：伯夷和太公躲避纣王无道，逃到海边，后终归故土。袁无涯点评：“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其居海滨之思乎？”——这是说此书不以“梁山”或者“宋江”做书名，是因为梁山和宋江都不是真正的“贼”，只有“水浒”一词才可以最为恰当表达一个重要含义：“梁山众人有海滨之思”。那么何谓“海滨之思”？这是《孟子》中的典故：伯夷和太公因为君主（纣王）不明，带领部族避难，远逃到海滨，最终因为有了英明贤主，愿意回归故土。袁无涯在《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这是说商纣王无道，为了远避昏君和乱世，伯夷逃到了北海之滨居住；太公逃到了东海之滨居住。直到周文王西伯侯强盛起来，两人才都欢呼着准备回归故土，因为他们知道文王是个乐于奉养长者、爱护人民的领袖。伯夷金圣叹对此点评得更为详细：“此书既成，而命之曰《水浒》也。是一百八人者，为有其人乎？为无其人乎？试有其人也，即何心而至于水浒也？为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吾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无其人，犹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岂真欲以宛子城、蓼儿洼者，为非复赵宋之所覆载乎哉！吾读《孟子》，至“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二语，未尝不叹。纣虽不善，不可避也，海滨虽远，犹纣地也。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矣。大义灭绝，其何以训？若一百八人而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设言也。”直接点出“水浒”之名出自《孟子》，小说作者虚构了一百零八人的故事，以此来表达对昏庸君主的不满。金圣叹金圣叹和袁无涯均以《孟子》典为依据，对《水浒》一书主旨下了定论：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不是背叛朝廷，而是因为君主不明暂时在一个地方避难，他们最终都会接受招安归顺朝廷。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水浒》一书由书名可知，其主旨并非宣扬反叛，而是宣扬王道。以前的“水浒传”书名大多叫做《忠义水浒传》所谓“忠义水浒”可以这样理解：“逃离到水边，最终回归王权故土，以成忠义之道”。李卓吾评点评道：“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这是说，梁山众人的内心还是忠于君主的，一旦国家施行德政，他们就会接受招安，这即是名《忠义水浒全传》的意义。在诸多点评者眼中，“忠义”二字必须与“水浒”二字联用才最恰当，所以古书更多的是名为《忠义水浒传》。今天也有学者考证，以前一些“水浒”刻本，书商宁可在书名中舍弃“水浒”二字都不会舍弃“忠义”二字，直接名为《忠义传》。由此可见，“忠义”二字在此书书名中的分量。金圣叹删去了《忠义水浒传》的“忠义”二字金圣叹认为本书既然名为“水浒”，就已经有了背弃君王的含义，即便再加上“忠义”二字也不可挽回，所以书名连“忠义”二字都不可加。他说：“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当然，我很是怀疑金圣叹这么做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实际上很喜欢梁山反叛，而不希望他们招安，所以不但把后面梁山受招安的内容全部删去，而且连书名中的“忠义”二字也删掉了。总之，金圣叹是《水浒传》书名不加“忠义”二字的始作俑者。不管怎样，可以看出以上金、袁、李三家观点虽略有小异但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认为《水浒》一名取义于《孟子》的“海滨之思”，书名的含义也即“水浒”一书的主旨意在强调“归顺贤明的王权”。再者，即便是这些点评者无论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一再强调“水浒”一词与《孟子》中的“忠义观”的联系，但依然无法改变一点，《孟子》中提到的那个君主是纣王，纣王，终究是一位亡国之君。取自《诗经》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水浒传》之名取义于《诗经·大雅·绵》“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实际上这出自于今人学者罗尔纲。罗尔纲据罗尔纲自述，他在年养病期间读《诗经》时偶然有了这个观点。后经多年补充完善，他在年3月《文史》第15辑上发表《水浒真义考》，提出这个观点。《诗经·大雅·绵》有诗句：“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这是讲周朝先祖亶父，为躲避狄国侵扰，带领部落读过漆、沮两水，来到岐山脚下，同妻子姜女一起带领人民建立一个新家园。亶父，是周朝的开国始祖，他在岐山脚下另建家园开基立业，一方面是躲避外族入侵，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不再受殷商的管辖约束，从此开始了削弱殷商壮大周国的历程。他的后代文王、武王终于消灭商纣，自己当上天子，建立周朝。罗尔纲认为《水浒》书名即是引用“亶父途经水滨，建立新家园”的典故，是作者罗贯中意欲表明“梁山与宋皇朝对立，要建立新政权“的思想，也正由此反映了罗贯中“有志图王”。罗尔纲从这个观点出发，进而认为《水浒传》后面的二十九回半叙述梁山被招安的内容都是其他人续写的，因为前后的主题思想完全不一样，后人将两段勉强拼凑合二为一形成了百回本的《水浒》。取典出处不同，旨趣迥异可以看出“水浒”一名，古代点评者均认为出自《孟子》是指“避难之地”，而今人罗尔纲以为出自《诗经》，是指“独立王国”。二者旨趣截然不同。仔细想来，难道熟读经典如数家珍的古人难道就没想到《诗经》中也有“水浒”这个典故吗？肯定是想到了的。但古时候的评点者们谁敢说啊。如果认为《水浒传》的书名取自《诗经》，就等于认可这部书是彻头彻尾的“反书”，在封建王权时代点评“反书”那还得了。所以，大家全部“装傻”，只提《孟子》，不提《诗经》。这里便展现出《水浒传》开放式解读空间的高明之处，一个书名，取典出处不同，性质竟然迥异。笔者其实倒认为，《水浒》一书的书名之所以取得这么“生僻”，其实就是故意取了两部书都有的典故，让读者觉得此也行，彼也可；就是这么模棱两可，才见高明。所有读者，都可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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