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自《考古》年第4期公布山东邹平丁公龙山陶文资料以后,海内外学界对之作了广泛的研讨。其中,冯时先生的两篇学术论文更加值得注意和重视。冯文以丁公陶文与古彝文摹本绘图两相对照,以确凿的论据和严谨的论证,从形体笔划与“转位”的相似与共同性入手,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丁公陶文与古彝文的确属于同一文字系统。如此诡奇古奥的丁公陶文,能从古彝文中找到那么多的相似与共同性,本身就无可置疑地表明:丁公陶文决不可能是假造的,也不可能是现代人的什么“恶作剧”;除非那位在离现场发掘两三个月之后发现这片陶文陶片的民工,是个潜伏得极深的“古彝文专家”,而这,是 不可能的。笔者认为:这种古陶文应在夏代或夏末商初就因上古汉文化与汉字的巨大同化作用,而在我国今山东及其相邻的古东夷族分布区内消亡了。因此,它也决不可能是晚期地层混入早期地层的“羼杂物”。

近来,卞仁先生又就“丁公陶文”的研讨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论文,并就冯文所提出的东方古东夷族向西南迁徙问题,即彝族族源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研讨。但卞文对这一问题的研讨还不够充分,有些问题仍有待商榷与补正。笔者现即在冯、卞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就丁公陶文谈谈我国古东夷族的西迁问题。不当之处,还望学界诸多师友同好不吝赐正。

卞文将目前学术界对彝族族源问题的见解归纳成了六种观点,这六种观点是:“1.认为彝族或者有雅利安血统,与印度——欧罗巴人相似,或者属马来系统;2.认为彝族祖先是从我国西北来,是氐羌人的后代;3.认为彝族的倮称,即武王伐纣时之卢的转音;4.即古代的濮;5.彝族的变迁过程是巴—滇—彝,现代彝族是十到十一世纪出现的;6.云南的‘古滇王国’,是彝族的祖先。”笔者认为:卞文对学界就彝族族源问题归纳的有关见解是不够全面的,至少还有一种见解被遗漏了,即:彝族来源于春秋时期西北甘陇的“夷”或“戎”族,而西北甘陇的“夷”或“戎”族则又来源于自更为古远的时期由山东海岱及其相邻的我国东部西迁西北的古东夷族。这一见解的前一半,即彝族源于“夷”,可以易谋远先生的有关论文为代表;其后一半,即“夷”源于古东夷,则可以尹盛平与段连勤先生的有关论文为代表。

这一见解与卞文所列第二种观点,应当说颇有共通之处;但若细加分析,便知这二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卞文所列第二种观点,将我国西北的氐羌人视为今居我国西南的彝族族民的祖源。然而,西北氐羌实乃一分布地域极广、时间跨度极长、包含种族极众、族氏来源不一的极为复杂而庞大的古代少数民族集团。学界对氐羌是否同源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似以氐羌不同源、羌为西北土著而氐为东夷移民的看法更占上风,也更具代表性。因此,笼统地认为彝族祖源于我国西北氐羌族的观点,由于未将氐羌区别看待,因而实际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彝族族源问题。而易文所持彝族祖源于“夷”的观点,则把彝族祖源限定在了西北氐羌中的一个具体部族“夷”身上。由于学界大多认为西北“夷”应属上古自东夷西迁而来的氐族系统,因此,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彝族祖源于由东夷西迁之氐族说。只不过易文言彝族祖源仅限于春秋西北之“夷”,而未言及西北夷源于东夷;而后者,则有待于尹、段二先生文再作补充罢了。据尹、段二先生的研究:西北夷之处甘陇,并不始于春秋,而可能早至夏代以前,或夏商之际;包括夷在内的氐人并非西北土著,而是自夏代以前或夏商之际自东夷而西迁的外来民族。

邹平丁公陶文多曲笔和弧笔,它在殷商文字中无迹可寻,其字形结构也与商代甲骨文迥异,二者之间明显缺乏发展的连续性。因此,它不可能是汉字的祖先,而只能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并首先流行于我国东部的东夷族古文字。这种龙山时期在以今山东为中心的古东夷族中流行的古文字,估计在夏代或夏末商初,就已因该地区距先进的华夏文化中心区过近而被该文化所同化,而首先在它的发祥地——我国东部以山东为中心的东夷族分布区内消亡了。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东夷族的不断西迁,这种四五千年前创制并流行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古东夷族文字,却与西迁的古东夷子孙一起,在我国偏僻荒远的西南滇川黔桂地区得已幸存,并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这实在是一个既饶有趣味,而又极发人深省的历史文化现象。孔子云:“礼失而求诸野。”信乎哉!斯言也!既然,这种东夷族古文字在夏代或夏末商初,就在我国东部以山东为中心的古东夷族分布区内因华夏文化的同化而消亡了,那么,一个随之而来的必然推论就是:携带并使用这种古文字的古东夷族西迁活动,一定起始于这种文字在我国东部古东夷族分布区内消亡之前,即夏代或夏末商初之前。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夏代以前或夏末商初以前古东夷族西迁的记录可寻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正是这最关紧要之点,又被卞文忽略或遗漏了,故而笔者不得不就此稍作补正。

卞文在论列传说时代的东夷时,仅仅举出了太昊氏、少昊氏和皋陶氏三支;他给传说时代东夷族所划定的分布地域,也仅限于作为太昊之墟的今河南淮阳,和作为太昊之后的任、宿、须句、颛臾所在的今鲁西地区的任城、须昌、无盐等县,以及少昊之墟及皋陶生地的今山东曲阜地区。卞文所举传说时代的东夷族,至少遗漏了一个极为重要而与本文所论问题关系又极为密切的东夷族支族——颛顼族;此外,卞文所言传说时代东夷族的分布地域也太小了。传说时代东夷族的分布,其实远不只是局限于卞文所列举的今豫东淮阳与鲁西曲阜、任城、须昌、无盐等县市,而有着更为广泛的分布。颛顼族的后裔支族祝融族,在古史传说时期就曾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西迁活动,而并非像卞文所言一无西迁之举。

太昊,为东夷族最古老的支族,也是东夷族最早形成的部落联盟及其酋长之称号。《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昊之虚也”,只言“陈”(今河南淮阳)曾一度作过太昊族的都邑,并不代表太昊族的分布仅限于“陈”一地。太昊之后也不只限卞文所引《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的任、宿、须句、颛臾,少昊、颛顼与皋陶等族也都是太昊之后。少昊之为太昊之后,从其名称即可一望而知。太昊作为东夷族中心部落而组成太昊部落联盟,估计应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母系氏族阶段。少昊取太昊而代之,则大约应在新石器中、晚期的母系向父系过渡的时期。东夷的另一支族颛顼族,很可能 是由作为太昊之后的须句与颛臾两个胞族合成的一个小部族,此从其族名系各取颛臾与须句两族名之前一字合成便可想见。其合成颛顼族的年代,可能要略早于少昊取代太昊之时;且在少昊取代太昊的前与后,颛顼族均是少昊部落联盟中的重要组成部落。颛顼号高阳氏,而古阳、唐音源俱同而通用,今山东西北之高唐与河北中部之高阳,即皆为上古颛顼族盝留于这两地所遗。这些地区,均处古东夷族分布区的北部;故史籍方有颛顼为东夷族北伯之记录,它也正是古东夷族曾向北迁徙、分布的佐证。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史官蔡墨曾对魏献子说:“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左传》昭公十九年,郯子又曾对鲁昭子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子言少昊氏有凤鸟、玄鸟、伯赵、青鸟、丹鸟五鸟氏。《史记·秦本纪》则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将上引三则文献联系起来考察,便会发现:蔡墨所言少昊四叔之一的水正玄氏“修”,其实就是《左传》郯子所言少昊五鸟氏中的玄鸟氏,也就是《秦本纪》中吞玄鸟卵以生秦先祖大业的帝颛顼苗裔孙“女修”。正因颛顼族又号玄氏、玄鸟氏(玄即主黑色),其部族女酋长“修”又世为少昊部落联盟之水正,其分布地域又大多正处东夷族系之北部,且其部族酋长世为东夷族系中之北伯;故东夷之民便世奉颛顼为其族系中之北方水德黑帝。

东夷在少昊部落联盟衰落后,代之而起的便是颛顼部落联盟。而原先少昊联盟中的绝大部分部族(包括木正句芒氏“重”部族)又转而加入了颛顼联盟;因此,“重”族在古籍中又常被称作是颛顼的苗裔。大约在新石器晚期的早段,“重”氏族与东夷其他部族中的部分成员离开今山东海岱东夷故地,向西南的今皖北、鄂东地区迁徙发展,在东夷的南部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重”族或“重黎”族为核心的二级部落集团——祝融氏集团。上古“黎”、“夷”、“离”三字音同相通,而“终”、“重”、“钟”三字也音同相通;故古籍中之“重黎”即“终黎”与“钟离”,而“重黎”亦即“重夷”与“重”族。上古“祝”、“铸”又音同相通,故祝融也就是铸融,乃上古能以火融铸金属之部族及其酋长之美称;因此,祝融氏便世为东夷族中之火正。这在《史记·楚世家》与《国语·郑语》中均有翔实的记录。《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楚世家》中“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的说法和文中“”的世系,均不太可靠,重黎之先祖当为少昊氏木正的句芒“重”。所谓“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亦当作东夷南部重黎祝融氏部落联盟中的六个胞族看待。《国语·郑语》中史伯云祝融之后有己(昆吾、苏、顾、温、董)、董(夷、豢龙)、彭(彭祖、豕韦、诸稽)、秃(舟人)、礹(鄢、郐、路、翨阳)、曹(邹、莒)、斟、芈共八姓,与《楚世家》言六族者略异。其中,有些姓氏,如礹姓,显然是东夷族民向西南远徙到鄂东水流域后因水名而新得氏姓者。《说文》曰:“礹,祝融之后也。籀文礹从员。”杜预注《左传》宣公四年“若敖娶于”句时亦云:“云阝,国名,本又作郧。”云阝国古即处鄂东云梦泽畔的云阝水之滨。礹之先民从水得郧(云阝)氏、再从郧(云阝)氏得(礹)姓之发展脉络昭然可循。两周金文中礹亦作员、云阝,也是其明证。前已言“终黎”在古籍中又作“钟离”,传之后世遂有以“钟离”为氏姓者,如楚汉之际项羽麾下之大将钟离昧是也;古亦有以钟离为城邑名者,春秋战国秦汉时九江之钟离县是也。故城在今安徽凤阳县城东北20里,当系上古钟离即重黎氏之都邑也。礹姓得姓的云阝水,在今鄂东随州、安陆、云梦一线;而从属于礹姓的鄢氏,其原始居留地鄢邑则在今鄂中偏北的宜城附近,显示出一种由东北继续向西南推移的迹象。相对于东夷故地的今山东海岱地区而言,皖北的钟离与鄂东的水流域无疑地处于其西南。因此,对上古东夷族而言,这次远徙无疑应是其族民历史上的 次大规模长途“西迁”。而迁徙的时间,则大约可估定在古史传说时代的帝颛顼至帝喾之间。比之夏禹及启之建立夏族,似乎至少还要早数百年。东夷向西南迁徙至皖北之族民组成祝融氏集团后,又与稍后向西南迁徙之东夷皋陶之族民相融汇,逐渐发展成了夏商周三代雄踞于徐淮间的南淮夷、群舒与英、六等国族;而其继续向鄂东水流域推进的另一部分族民,则与当地土著三苗之民相融合,成了三苗集团的新成员。

东夷族这次由山东海岱故地向皖北、鄂东的“西迁”,在考古发现中也有相当的反映。以山东为中心的上古东夷文化,在考古中则表现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汶口”和“山东龙山”文化;其典型器物,则有被称作“鸡彝”的三足高直流单陶、罐形鼎和蛋壳黑陶高柄杯、豆与白陶、壶等。而这类典型器物,在皖北、皖中及鄂东云阝水流域的新石器中、晚期考古文化中亦均有相当的发现。安徽淮北的亳县、萧县、蒙城、临泉、阜南、太和、灵壁、五和与江淮间的肥东、寿县、定远、肥西、霍丘、潜山、望江、蚌埠、含山等县的新石器中、晚期考古文化遗迹,都程度不同地发现有山东大汶口与龙山文化的类似因素存在。例如,在淮北萧县花家寺遗址,便有呈大汶口文化风格的黑陶高足杯与白陶及红砂陶、罐形鼎等器物发现;在江淮间的定远侯家寨、蚌埠双墩、霍丘红墩寺、肥西古埂、潜山薛家岗与天宁寨、望江汪洋庙、含山凌家滩等遗址,也都程度不同地有呈大汶口与山东龙山文化作风的黑陶高足杯、豆及陶、罐形鼎等陶器发现;在淮北亳县富庄遗址下层,则发现了12座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其中7座墓骨架保存完好,18具完好的骨架死者生前都曾拔过牙,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古墓中常见的拔牙习俗保持着相当显著的一致性;新近在淮北蒙城尉迟寺遗址,又有大汶口文化重要遗存发现,其中有成排(组)的大型红烧土房基和一百五十余座墓葬,陶器中的主要器物如鼎等,在山东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都能找到相近的器形,也有个别墓主生前拔牙的现象发现,在瓮棺葬的鼎、瓮等陶葬具上还发现了与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完全相同的刻划符号。在鄂东水流域与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代大体相当的屈家岭、青龙泉三期文化中,山东大汶口文化习见的黑陶陶器比重相当大,罐形鼎也有相当发现。在青龙泉三期文化的鄂西北郧县大寺和鄂西南松滋桂花树遗址中,则有大汶口与山东龙山文化习见的陶发现,这或是大汶口与山东龙山文化中经鄂东水流域进而向鄂西北和鄂西南传布的反映。

在历史文献中,还可发现东夷的另一个重要分支皋陶族自山东海岱向皖北鄂东“西迁”的一些有关记载。皋陶为东夷偃姓之族,该族在后来有很大的发展。其民随处迁徙,北可到冀北,西可到河南,西南可到皖北、鄂东。商周地处北幽的燕国在金文中写作“郾”,今河南中、西部遗有古地名郾城与偃师,当是偃姓之民上古即已到达今冀北、北京与河南地区的佐证;《左传》与《史记正义》等古籍云立国于今皖北、皖中、鄂东的英、六为皋陶之后的记载,则是东夷偃姓之民久已到达皖北、皖中、鄂东的反映。偃姓皋陶之族民西迁到今皖北、皖中、鄂东的除英、六二族外,还有蓼与群舒。“六”国故地,在今皖中六安市附近;“英”国故地,在今鄂东的英山县境;郡舒故地,则在今皖中的舒城一带。《左传》文公五年云:“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臧文仲闻六与蓼灭而所以会发“皋陶庭坚不祀”之感慨,按上古“民不祀非族”的传统分析,盖因皋陶、庭坚为六、蓼二族之祖的缘故。皋陶为东夷偃姓之民之祖,此无可疑者;庭坚,《汉书·古今人表》、《史记正义》等云为皋陶之字,《史记·五帝本纪》则云为东夷酋豪颛顼氏之八才子之一。总之,亦是东夷之先。由此可见,英、六均当为东夷之族民后裔。英、六、蓼与群舒等东夷之民西迁到皖北、皖中与鄂东地区的起始年代,大多均可追溯到遥远的古史传说时代或新石器中、晚期。商周的南淮夷与春秋的英、六、蓼与群舒,究其源也只是传说时代即已西南迁至皖鄂的东夷皋陶、庭坚之族的后裔而已。那种将他们视为商周或春秋时期才自山东远徙到皖、鄂去的意见,恐怕不一定合适。

近年,在皖中定远侯家寨下层的部分陶器底部,发现了大量形状不同的刻划符号。在蚌埠双墩遗址的第3、第4文化层陶片上,也发现了大量刻划符号。据传,在年湖北三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也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符号发现。能否在这几批陶器刻划符号从发现与山东邹平丁公陶文的相近似者,或找到丁公陶文由山东向西南传布到皖、鄂的线索?这是我们寄予了极大